第118章 智囊（1w）
第118章智囊（1w）
杨泰永这个人跟三国里的贾诩有点像，善使毒计，但又没那么毒，能力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此人深得老常信任，走的就是幕僚路线，担任行营秘书长期间，给老常贡献了不少计策，深得老常信任。
这次来魔都与朱传仁接洽，能把姓杨的派出来，足以说明老常对这件事的重视。
因为是代表老常来探亲，所以姓杨的也没整太大排场，轻车简行，他一个秘书，还带了个秘书，再加上一个司机，暗地里还有一只小队保护，对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大动静。
杨泰永这个人，老常曾经说过，自己用人第一看重道德，第二才是能力。
可为了才华横溢的杨泰永，他破例改变了自己的原则。
作为老常的首席军师，他被挑剔的老常盛赞为“当代卧龙”。
要说杨泰永也许在才能上勉强可与诸葛亮较量一番，但此人最大的问题在于道德感和信念感的缺失，从这方面来看，他给连诸葛亮提鞋都不配。
这也是为什么朱传仁觉得他更像贾诩，但又不如贾诩的原因。
杨泰永早年曾在粤省追随老孙投身皿煮隔命。
当时粤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以老孙为首的隔命人，另一股是以滇桂军阀老唐、老陆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
起初杨泰永充分发挥自己“走钢丝”的实力，在两派人马中间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
当时，老孙很欣赏他的才华，邀请他出任财政厅长，结果杨泰永认为老孙就是个空架子，便找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还勾结军阀做了很多排挤老孙的幕后活动。
1921年，老孙上位了，杨泰永当初的丑行被揭露，在粤省无法立足，于是上京城寻找新的机会。
可惜杨泰永的投机结果非常不理想，他投靠北洋，花了7万多元打算竞选参议院议长，最后官没捞着，名声被搞臭，还欠下巨额债务，只能在魔都租个房子闭门不出。
几年后，通过老朋友的引荐，杨泰永结识了蒋介石。
杨泰永此人，自幼接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长大后留学霓虹，又学习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可谓能文能武，法律行政事务也都很精通，是个真正的全才。
在他闭门不出的这几年也没闲着，光观察天下大事了，所以初次见面，杨泰永就给老常献了一份大礼——削藩。
之前也说过，当时各地军阀割据，比较大的主要有四股势力。
以老李和老白为首的桂系，以老冯为首的西北军，盘踞在晋省的阎老西，还有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东北军。
杨泰永的建议字数不少，但简单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就是把这群军阀跟切蛋糕似的，一块块分开，然后各个击破；
“财政化零为整”，就是控制各地经济命脉，所有税收一律收归中央，让军阀无钱养兵，并借机裁军。
杨泰永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光说不练，净整些没用的空洞理论。
人家是有真本事的，针对不同的军阀，他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他的做法是，用经济方法瓦解老冯、以郑治方法解决阎老西、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老李和老白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张老六。
老常听完这个建议直拍大腿，后悔没有早几年认识这位奇才，他全盘采纳了杨泰永的建议，磨刀霍霍向着那群令他头大的军阀们出手了。
第一个打的就是桂系，战争爆发，针对实力强劲的桂系从两广经两湖到山海关的“一字长蛇阵”，杨泰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击首腹后斩尾，先解决江城、平津桂军，再直捣桂系老巢广西，武力进攻和郑治分化双管齐下。
杨泰永真是火眼金睛，一下就发现了桂系的软肋——根基不稳。
像粤省的小李一直不得粤军小陈、小张的认可；
华北老白的麾下大都是老唐残部；老李的绝手下的悍将，并不是其亲信，而是听命于自己的亲表兄，而自己的亲表兄又跟老李很不对付。
于是老常依计而行，首先拆散两广联盟，软禁李济深；
然后委派姓唐的携巨款到冀东收买旧部，瓦解北方的桂系部队；
杨泰永又亲自出马说服老李的表兄出面活动桂系大将小李倒戈。
一顿操作猛如虎，历时三个月的“桂系战争”，以老李和老白出逃香江宣告结束。
接着老冯又因为经济基础薄弱也被狠揍。
老冯的西北军在军阀中战斗力数一数二，不甘心失败的他逃到山西阎老西的地盘上，将比狐狸还精明、比乌龟还能忍的阎老西拖下水。
又联合已经外逃的老李和老白等人攻打老常，于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
联军气势汹汹来袭，老常有些慌了手脚，杨泰永却不慌不忙：“别担心，都在我意料之中。”
杨泰永还是之前那套连打带拉拢的政策。
先是同时出动陆军和空军，那些飞机虽然打仗不好使，总归能震慑这群乌合之众。
其次就是大手笔花钱，派人带巨款去东北拉拢张老六，去实力最强的老冯西北军用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女人）拉拢其手下大将。
很快，杨泰永的战术显现出巨大威力。
7月初，姓何的把实力大减的老李和老白打散了架。
8月初，阎老西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
9月中旬，老冯的西北军精锐全军覆没，持续了5个月的军阀混战，老常大获全胜。
仅仅在认识了杨泰永几年时间，就令老常头疼的军阀就被削得心服口服。
杨泰永也凭借此战功，即将担任行营秘书长。
别以为杨泰永就是神仙，他也有弱点，除了帮老常出谋划策外，不改他贪婪的本色，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上人。
杨泰永深知，要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必须死死抱住老常这条大腿。
为此，他想尽各种办法投机取巧。
每逢汇报之时，他身上中山装左右两只口袋内都备有正反两面的条陈。
在谈话中，杨泰永会探查老常的倾向，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条子递上去。
起初老常很惊喜，以为只有杨泰永最了解自己，后来听手下人戏谑杨泰永的口袋为“乾坤袋”后，便规定杨泰永的公文必须先送去侍从室一处或二处核阅后再交给自己，以防被他迷惑。
纵观杨泰永的一生，名义上各种为公，实则打着老常的旗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作为老常最宠信的幕僚，杨泰永有着很大的权力，常常以“二把手”自居。
所有派系里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才能呈递老常，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老常，也得经他安排才行。
派系内部山头林立，形成了各种小团体。
有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黄埔系，以二陈为首的CC系，能和他们抗衡的就是以杨泰永为首的政学系。
不同于黄埔系和CC系的严密组织，政学系就是个松散的联盟，但千万别小瞧它，里面能人辈出，个个都是足智多谋且为老常所器重。
为了争权，杨泰永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从1928年起，派系内的大权便集中在CC系手中，形成了“常家天下陈家派”的格局。
杨泰永敏锐地察觉到主子对二陈的不满，便投其所好，提出了成立集中管理部门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建议。
老常对杨泰永的建议言听计从，立刻照办。
实际上，他这个举措并没有得到当时名义上的老大汪狗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
但老常说办，没人敢反对。
顺带着杨泰永又撺掇老常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自己名下。
就这样，他捞取了很大的好处，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
简单来说，派系内所有的头头都对他不满意。
杨泰永仗着老常的宠爱，对这些人的白眼丝毫不予理会，逮着机会就得治治他的眼中钉CC系。
有一次，，二陈有急事要当面向老常汇报，杨泰永从中作梗，借故说老常正忙，没有工夫会客，有急件可先交给他，再由他转给蒋，使二陈白白等候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机场发生大火，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了10多架。
老常大发雷霆，责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一文负责调查。
邓一文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泰永嗅到其中与众不同的气味，当即请示老常，与金雨浓联手进行秘密侦破，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
原来，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主犯是航空署长徐佩艮。
他套用公款购买黄金，结果赔了个底掉，亏空也没法补上，就干出了火烧库房销毁账目的事情。
谁知天气炎热，火势失控，连带着把飞机也给烧了。
徐佩艮是CC系的重要人物，为了保他，二陈特意给负责调查的邓一文送了10万美金的支票。
原本以为这事可以掩盖过去，结果杨泰永从中作梗，徐佩艮被下令枪毙（后改为监禁），CC系势力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眼见杨泰永不给人活路，二陈决定倾全力搞垮他。
机会很快来到，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狗遇刺，野心勃勃的杨泰永打算趁机争取这一高职。
谁知他得罪人太多，愿望很快落空。
没面子的杨泰永也是为了挟制老常，提出辞去秘书长出国考察，老常好话说了一箩筐，才算把这个人才留住。
但派系内对杨泰永的反对声日趋严重，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老常决定暂时将杨泰永调离身边，派他去鄂省当老大。
这一招看似是杨泰永失宠了，其实老常有着深刻考量。
杨泰永得罪人太狠，要他去当封疆大吏暂时避开，等风头过后再调回来，完美！
二陈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搞垮杨泰永的机会。
杨泰永还没到任，他们就撺掇学生们闹事，说杨泰永和他的政学系是亲日派。
群情激昂的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高呼“反对杨泰永接任老大”等口号，闹得杨泰永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老常出手了，电令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要他查明是不是有人暗中捣鬼，如果是的话，把负责人按军法处置。
可见为了支持杨泰永，老常不惜对二陈开刀。
鄂省的CC系立刻慌了手脚，派人去金陵当面向老常陈述：这都是学生自己搞出来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虽然老常给了杨泰永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但杨泰永很清楚，一旦自己离开老常的庇护，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因此，他表面上对鄂省的官员非常客气，内心却怀着恐惧，成天戒备森严，就连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议，都要随身带着好几个卫兵。
可惜，千防万防也终究抵挡不住敌人想杀他的心。
杨泰永应邀赴霓虹驻汉口领事馆宴会，他在江汉关等候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被刺客击倒，身中两弹而亡。
奄奄一息的杨泰永还对卫兵说，自己早知道会有今天，为国而死，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继续为了国家出力了。
这位56岁的“当代诸葛亮”去世，老常得知后立刻震怒，责令侦查厅严查刺客下落。
案子虽然告破，但后来很多人都猜测，真实凶手应该就是二陈，毕竟双方早已水火不容，都恨不得除对方而后快。
自古以来，元戎用兵，身边必有股肱羽翼以为辅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腹心”。
关于腹心，《六韬》对其职责的定义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也即“主管参赞谋划，应付突然事变，观测天象，消除祸患，总揽军政大计，保全民众生命。”
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深谋远虑，能够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能够根据现实，做出各种各样的策划；能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能够将各种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能够根据形势制定恰当的军政战略，并负责将其施行下去……
在老常心中，杨泰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前几年的老常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可谓是“夙夜思之”、“求贤若渴”。
1924年之后短短几年，老常从一介匹夫一跃而成为老大乃至有独裁全国趋势的领袖，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随着北伐的胜利，在派系内形成了针对老常的统一战线，其势力十分强大。
老常想要顺利完成过度，开府东南，势必需要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智囊团队，尤其是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助手。
但老常仔细一观察就发现，自己在派系内的势力和影响力太过单一和弱小，实际上也只局限在军界，其它系统中自己的力量十分薄弱。
尤其是行政系统，把持政权的都是一些素有威望的老人。
他们要资历有资历，要实力有实力，许多人还都是元老，要把这帮人打倒并夺取权力实在是不容易。
反观自己的嫡系干部，大多都是些刚走上隔命道路不久的年轻人，根本没法与对手相抗衡。
因此，老常便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起了主意：上至北洋下到魔都报界，只要有才学、有名望，有一定的隔命历史且不反常的人，都在网罗之列。
北伐军刚占领洪城，老常就四处派出使者延揽人才，面对四方人才，老常折节下问，谦逊异常。
而从杨泰永和政学会等北洋旧人的角度来看，自从旧国会关闭后，一大批原北洋系统的文人、政客失去了自己的平台，这些人即便再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很多人困居愁城。
对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的策士来说，这样的日子无疑地狱。现在南北再次有事，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而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要投奔“隔命”阵营，似乎也只能是老常。
元老派视他们为仇敌；新桂系十分排外，对北洋系的人员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
总之，派系内把他们视为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扫除而后快。
一个求贤若渴，一个苦于没有平台，两者走到一起确是自然。
第二，是老常的知识结构与杨泰永的知识结构的知音式碰撞。
老常从小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到霓虹受过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后来在魔都跟随陈闹隔命，陈死后又跟随孙。
总体上看，他的知识结构以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儒学为主体，同时又夹杂一些西方的军事知识和华夏的江湖文化，再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理念。
杨泰永中过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既熟悉传统的经典又对西方的政治、外交有深入研究，曾翻译过西方的《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他对华夏的现实有着入门三分的观察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第一厅——该厅又称“三分厅”，主管军事工作，由贺担任厅长，下辖两处六课，有参谋200多人。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第一厅负责。
第二厅——该厅又称“七分厅”，主管郑治工作，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兼任厅长，凡行营民政、教育及地方政权组织、农村经济、经济封锁等事项都由第二厅负责。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
航空处负责第五次围剿的空军袭扰事宜；
经理处负责发放参加“围剿”军队的薪饷；
军医处主管发放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各地设立30多所伤兵收容医院；军法处负责执行军法。
别动队——全称为“洪城行营剿匪别动总队”，由康负责。
这是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由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主要负责在新占领区的宣传和基层政权重建工作，后来其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宽泛，成为一种“万能狗皮膏药”的存在。
除了这些，行营内部根据杨泰永的提议还设立一个侍从室的机构，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老常身边的一些“侍从”性质的工作，如衣食住行、安全警卫等，由宴道刚负责。
可以看出，这个“内朝”虽然小但该有的机构和职能一个也没落下，其中第一厅负责军事参谋工作，第二厅总揽政治工作，是最关键的两个部门；
郑治部负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别动队负责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工作，也是落实“七分政治”方略的两个重要抓手。
“内朝”建立后，老常的中枢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变。
之前，各地发过来的各种信件、报告、请示、建议等各类公文，直接送到老常的案头，老常大呼头痛；
后来这些公文都先汇集到秘书长室，分门别类后再送老常批阅处理，但文件仍然太多，老常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身为秘书长的杨泰永想出一个办法，将来自全国的大量公文分门别类，先整理出每一件公文的要点，然后在要点后面针对性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最后将这些内容（公文要点和处理意见）总摄入他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公文呈送表格”，再区分轻重缓急，送给老常批阅。
凡重大事项，老常会先与杨泰永商议，然后再召行营众人探讨，集思广益后做出决策，决策再通过第一厅或第二厅或郑治部等机构落实执行。
现在看来，杨泰永是通过洪城行营这个机构，将老常的“决策-执行”中枢进行了一番重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优化决策流程。
过去，老常的决策流程十分简陋，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直接反馈到老常本人处，常本人阅读这些信息，理解之，分析之，找一些幕僚开会研究，最终做出决策。
这样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对才力有限的老常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杨泰永看来，他时常“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不能及时处理众多的军国大事，许多事情的决策十分草率，决策之后又不管不问，实际上都与这种落后的决策流程有关。
现在，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反馈到秘书长室，秘书将信息分门别类后迅速整理出几个关键要点（结构化思维），杨泰永再根据这些要点给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这些要点和意见根据轻重缓急送给老常后，老常再决定是否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做出决策。
很显然，新的工作流程首先把老常从公文的大海洋中捞了出来，过去他每天需要自己阅读数万、数十万的文字还不一定知道别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现在每天只需要看几千字即可全面了解各种动态；
其次，新的工作流程把老常的决策过程大大简化和优化，过去他需要自己根据庞杂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现在判断和决策就在眼前，而且每一个决策至少有三种方案供自己选择；
再次，新的工作流程还根据轻重缓急送蒋批阅，过去老常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各项事务，时常顾此失彼；
最后，新的工作流程要突出了决策执行之后的监督，在以前，老常的许多工作总是“干着干着就就没有了”。
杨泰永的这一套设想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是通过业务部门化将纷繁复杂的事务分门别类，通过幕僚们的专业分工协作来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是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都用某种结构将其简化、具体化，不管是公文的概括总结（如“三句话讲清你的事”），还是问题解决方案（如“迅速给出三个解决方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是模板化的工作方法，将决策过程通过一张表格来完全展现，既简洁又高效。
当然，这套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当他或秘书将事务总结概括后，是由他写三种处理方案的，也是由他“根据轻重缓急”向老常报送的，这就在无形中突出了杨泰永本人的巨大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杨泰永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大臣的“票拟权”，也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大太监灵活送奏折的权力。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随着战争的胜利，威权越来越盛，也越来越有中央的样子，而金陵原本的权力被大幅削弱。
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带有鲜明杨泰永风格的工作机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使得老常军政中枢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再加上杨泰永远超常人的洞察力，使得老常的决策质量也大大提升。
老常的派系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四一二之后更见松散，而且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省县之间沟通不畅，对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
这就造成一种极为诡谲的局面：老常虽然占据了数省的地盘，但由于组织松散，行政系统不畅，实际能动员的力量可能还不如别人控制的一个省。
所以抛开杨泰永的私心不谈，这件事对老常是极为有益的。
而这次代表老常来找朱传仁谈话，意义不可谓不重，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作跟老常当面对话。
朱传仁为此做了很多准备，钱、女人都备齐了，就看杨泰永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给什么。
他倒不是为了谋求什么官职，或者获得什么利益，纯粹就是不想得罪大内总管而已。
事实上来之前，朱传仁丈母娘跟他透露过风声，对于杨泰永的来意，心里大概有数。
“朱三少爷~”杨泰永戴着墨镜，人到中年，也开始耍帅了。
“不敢当，杨秘书长叫我传仁就好~”
“哈哈~来之前我听人说你三少爷脾气不好，还有说你嚣张跋扈的，这么看来，传言不实啊~”
“杨秘书长明智，谣言止于智者。”
“哈哈，好一个谣言止于智者，现在我有些期待咱们的对话了~”
话音落下，他将目光放在倪思纯身上，这些年养尊处优，倪思纯的身材愈发丰满，但一点不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肉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
而且三少奶奶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这么些年，她随着朱传仁的地位水涨船高，现在娘家也起势了，就连杨泰永这个大内总管，对倪思纯都得高看一眼。
这不，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三少奶奶，初次见面，常夫人托我给您带了些家乡特产，委员长也让我向您带个好。”
倪思纯落落大方的道了声谢，展现出朱家主母的大方仪态。
这种场合别说馨儿了，就连魏春芳都说不上话。
不过杨泰永是会做人的，没有摆架子，可能也跟倪思纯的身份有关，好歹是常夫人的娘家人，自己再牛逼，能大过人家老婆吗？
杨泰永心里是有屁数的，所以来到朱公馆，他可不敢端着秘书长的架子，亲切的跟朱家人挨个握手问候。
餐厅里，楼外楼的大师傅特意带着食材过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知道杨泰永是粤省人，所以今天特意做了一桌粤菜，令杨泰永非常受用。
瞧瞧，老子到了魔都大亨家中，是会受到最热情、最诚挚对待的。
“三少爷有心了，这一桌菜看着就很正宗。”
大餐桌正中，是一只烤乳猪，格外夺目。
若是真要追溯烤乳猪的历史，最早可以掰扯到西周时期，大众认为《周礼·天官》中记载的「八珍」之一“炮豚”便是烤乳猪的前身。
这道菜专供周天子享用，要将乳猪先烤再煎后隔水炖，工艺繁琐，且最终成品肉质软烂，更适合只吃肉，与现在皮脆肉滑的烤乳猪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炙豚”和如今的烤乳猪做法就十分相似了。
大吃货袁枚先生在《随园食单》中连炙烤的重点也给大家划好了：
“先烤内脏，再烤外皮，待四面颜色变深色时涂以奶酥油，屡炙屡涂。”
这么一看，现在正在吃的烤乳猪或许与清朝人吃到的“烤小猪”已经别无二致了。
但粤省人对烤乳猪的感情格外深厚，一方面是因为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时，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陪葬品中有不少烹饪器材。
其中一件烤炉的炉壁上纹有4只小猪，猪嘴朝上，还有许多炙烤用的长衩和铁钩，学者们认为这些器具是用来烤乳猪使用的，可见这道菜在粤省历史悠长。
另一方面，烤乳猪的制作工艺相对繁琐，一般要是想吃上这道菜都得提前几天预约，且价格不菲。
因此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新店开业，但凡谁家有红白事，祭出一道烤乳猪，无疑是对来访者的一种尊敬。
这也是为什么杨泰永看到烤乳猪后，情绪有点激动的原因。
要做出好的烤乳猪，食材自然是第一步。
一般来说粤式烤乳猪会选择8.5斤左右的乳猪，因为宴席中，乳猪往往作为第一道大菜登场，这种体重的猪“卖相大方”，个头更足，而且肥瘦适中。
选好食材后，工艺就是关键。
先将去毛乳猪切脊碎骨，掏除内脏、去掉杂物；随后让乳猪在冷热水中交替浮沉，这一步可以让乳猪皮迅速收缩定型，肉质更紧实。
楼外楼的大师傅会在这一步给乳猪刷上“脆皮水”——由麦芽糖、红醋、白醋、黄酒、清水勾兑而成，目的是让猪皮在之后的炙烤中变得更脆，颜色更鲜亮。
烫皮风干后就进入到了腌制的阶段，不同的大厨会有不同的腌料，有的是用五香粉和食盐，有的用的是柱候酱、腐乳酱，还有餐饮店会调配秘制的“乳猪酱”，让猪肉更入味。
腌制好的猪猪就可以上火烤了，粤式乳猪大多还保持“明炉”烧烤的方式，即通过人工不停地翻动、刷油，让猪皮上色更均匀，内外同时烤熟。
有趣的是，假如在炙烤过程中采用的是慢火，烧出来的猪皮会呈现光滑透亮的姿态，被称为“光皮烧猪”；
如若选择大火猛烤，期间不停刷油并且用针锥刺打皮面，油爆出来的气孔就会疏松表皮，形成芝麻般密布的气泡，也称为“麻皮烧猪”。
还有厨师会像制作八宝鸭一样，提前在乳猪腹内填入糯米再缝起来炙烤，表皮因为猪身被撑起会变得更薄脆，内里的糯米也因为吸饱了油脂变得更为香糯，因此也被称为“烤禾米猪”。
但无论是哪种做法，粤式乳猪烤制完成后，都习惯斩小件上桌分食，可以蘸白糖，也可以蘸甜面酱、海鲜酱、黄芥末酱等，但朱传仁认为原味才是极品。
唯一要义是趁热吃才能吃到脆皮的口感，在热力的作用下油脂欲凝未凝，香气四溢。
放凉后口感大打折扣，也会更肥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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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泰永这个人跟三国里的贾诩有点像，善使毒计，但又没那么毒，能力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此人深得老常信任，走的就是幕僚路线，担任行营秘书长期间，给老常贡献了不少计策，深得老常信任。
这次来魔都与朱传仁接洽，能把姓杨的派出来，足以说明老常对这件事的重视。
因为是代表老常来探亲，所以姓杨的也没整太大排场，轻车简行，他一个秘书，还带了个秘书，再加上一个司机，暗地里还有一只小队保护，对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大动静。
杨泰永这个人，老常曾经说过，自己用人第一看重道德，第二才是能力。
可为了才华横溢的杨泰永，他破例改变了自己的原则。
作为老常的首席军师，他被挑剔的老常盛赞为“当代卧龙”。
要说杨泰永也许在才能上勉强可与诸葛亮较量一番，但此人最大的问题在于道德感和信念感的缺失，从这方面来看，他给连诸葛亮提鞋都不配。
这也是为什么朱传仁觉得他更像贾诩，但又不如贾诩的原因。
杨泰永早年曾在粤省追随老孙投身皿煮隔命。
当时粤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以老孙为首的隔命人，另一股是以滇桂军阀老唐、老陆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
起初杨泰永充分发挥自己“走钢丝”的实力，在两派人马中间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
当时，老孙很欣赏他的才华，邀请他出任财政厅长，结果杨泰永认为老孙就是个空架子，便找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还勾结军阀做了很多排挤老孙的幕后活动。
1921年，老孙上位了，杨泰永当初的丑行被揭露，在粤省无法立足，于是上京城寻找新的机会。
可惜杨泰永的投机结果非常不理想，他投靠北洋，花了7万多元打算竞选参议院议长，最后官没捞着，名声被搞臭，还欠下巨额债务，只能在魔都租个房子闭门不出。
几年后，通过老朋友的引荐，杨泰永结识了蒋介石。
杨泰永此人，自幼接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长大后留学霓虹，又学习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可谓能文能武，法律行政事务也都很精通，是个真正的全才。
在他闭门不出的这几年也没闲着，光观察天下大事了，所以初次见面，杨泰永就给老常献了一份大礼——削藩。
之前也说过，当时各地军阀割据，比较大的主要有四股势力。
以老李和老白为首的桂系，以老冯为首的西北军，盘踞在晋省的阎老西，还有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东北军。
杨泰永的建议字数不少，但简单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就是把这群军阀跟切蛋糕似的，一块块分开，然后各个击破；
“财政化零为整”，就是控制各地经济命脉，所有税收一律收归中央，让军阀无钱养兵，并借机裁军。
杨泰永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光说不练，净整些没用的空洞理论。
人家是有真本事的，针对不同的军阀，他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他的做法是，用经济方法瓦解老冯、以郑治方法解决阎老西、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老李和老白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张老六。
老常听完这个建议直拍大腿，后悔没有早几年认识这位奇才，他全盘采纳了杨泰永的建议，磨刀霍霍向着那群令他头大的军阀们出手了。
第一个打的就是桂系，战争爆发，针对实力强劲的桂系从两广经两湖到山海关的“一字长蛇阵”，杨泰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击首腹后斩尾，先解决江城、平津桂军，再直捣桂系老巢广西，武力进攻和郑治分化双管齐下。
杨泰永真是火眼金睛，一下就发现了桂系的软肋——根基不稳。
像粤省的小李一直不得粤军小陈、小张的认可；
华北老白的麾下大都是老唐残部；老李的绝手下的悍将，并不是其亲信，而是听命于自己的亲表兄，而自己的亲表兄又跟老李很不对付。
于是老常依计而行，首先拆散两广联盟，软禁李济深；
然后委派姓唐的携巨款到冀东收买旧部，瓦解北方的桂系部队；
杨泰永又亲自出马说服老李的表兄出面活动桂系大将小李倒戈。
一顿操作猛如虎，历时三个月的“桂系战争”，以老李和老白出逃香江宣告结束。
接着老冯又因为经济基础薄弱也被狠揍。
老冯的西北军在军阀中战斗力数一数二，不甘心失败的他逃到山西阎老西的地盘上，将比狐狸还精明、比乌龟还能忍的阎老西拖下水。
又联合已经外逃的老李和老白等人攻打老常，于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
联军气势汹汹来袭，老常有些慌了手脚，杨泰永却不慌不忙：“别担心，都在我意料之中。”
杨泰永还是之前那套连打带拉拢的政策。
先是同时出动陆军和空军，那些飞机虽然打仗不好使，总归能震慑这群乌合之众。
其次就是大手笔花钱，派人带巨款去东北拉拢张老六，去实力最强的老冯西北军用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女人）拉拢其手下大将。
很快，杨泰永的战术显现出巨大威力。
7月初，姓何的把实力大减的老李和老白打散了架。
8月初，阎老西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
9月中旬，老冯的西北军精锐全军覆没，持续了5个月的军阀混战，老常大获全胜。
仅仅在认识了杨泰永几年时间，就令老常头疼的军阀就被削得心服口服。
杨泰永也凭借此战功，即将担任行营秘书长。
别以为杨泰永就是神仙，他也有弱点，除了帮老常出谋划策外，不改他贪婪的本色，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上人。
杨泰永深知，要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必须死死抱住老常这条大腿。
为此，他想尽各种办法投机取巧。
每逢汇报之时，他身上中山装左右两只口袋内都备有正反两面的条陈。
在谈话中，杨泰永会探查老常的倾向，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条子递上去。
起初老常很惊喜，以为只有杨泰永最了解自己，后来听手下人戏谑杨泰永的口袋为“乾坤袋”后，便规定杨泰永的公文必须先送去侍从室一处或二处核阅后再交给自己，以防被他迷惑。
纵观杨泰永的一生，名义上各种为公，实则打着老常的旗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作为老常最宠信的幕僚，杨泰永有着很大的权力，常常以“二把手”自居。
所有派系里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才能呈递老常，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老常，也得经他安排才行。
派系内部山头林立，形成了各种小团体。
有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黄埔系，以二陈为首的CC系，能和他们抗衡的就是以杨泰永为首的政学系。
不同于黄埔系和CC系的严密组织，政学系就是个松散的联盟，但千万别小瞧它，里面能人辈出，个个都是足智多谋且为老常所器重。
为了争权，杨泰永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从1928年起，派系内的大权便集中在CC系手中，形成了“常家天下陈家派”的格局。
杨泰永敏锐地察觉到主子对二陈的不满，便投其所好，提出了成立集中管理部门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建议。
老常对杨泰永的建议言听计从，立刻照办。
实际上，他这个举措并没有得到当时名义上的老大汪狗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
但老常说办，没人敢反对。
顺带着杨泰永又撺掇老常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自己名下。
就这样，他捞取了很大的好处，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
简单来说，派系内所有的头头都对他不满意。
杨泰永仗着老常的宠爱，对这些人的白眼丝毫不予理会，逮着机会就得治治他的眼中钉CC系。
有一次，，二陈有急事要当面向老常汇报，杨泰永从中作梗，借故说老常正忙，没有工夫会客，有急件可先交给他，再由他转给蒋，使二陈白白等候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机场发生大火，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了10多架。
老常大发雷霆，责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一文负责调查。
邓一文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泰永嗅到其中与众不同的气味，当即请示老常，与金雨浓联手进行秘密侦破，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
原来，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主犯是航空署长徐佩艮。
他套用公款购买黄金，结果赔了个底掉，亏空也没法补上，就干出了火烧库房销毁账目的事情。
谁知天气炎热，火势失控，连带着把飞机也给烧了。
徐佩艮是CC系的重要人物，为了保他，二陈特意给负责调查的邓一文送了10万美金的支票。
原本以为这事可以掩盖过去，结果杨泰永从中作梗，徐佩艮被下令枪毙（后改为监禁），CC系势力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眼见杨泰永不给人活路，二陈决定倾全力搞垮他。
机会很快来到，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狗遇刺，野心勃勃的杨泰永打算趁机争取这一高职。
谁知他得罪人太多，愿望很快落空。
没面子的杨泰永也是为了挟制老常，提出辞去秘书长出国考察，老常好话说了一箩筐，才算把这个人才留住。
但派系内对杨泰永的反对声日趋严重，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老常决定暂时将杨泰永调离身边，派他去鄂省当老大。
这一招看似是杨泰永失宠了，其实老常有着深刻考量。
杨泰永得罪人太狠，要他去当封疆大吏暂时避开，等风头过后再调回来，完美！
二陈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搞垮杨泰永的机会。
杨泰永还没到任，他们就撺掇学生们闹事，说杨泰永和他的政学系是亲日派。
群情激昂的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高呼“反对杨泰永接任老大”等口号，闹得杨泰永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老常出手了，电令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要他查明是不是有人暗中捣鬼，如果是的话，把负责人按军法处置。
可见为了支持杨泰永，老常不惜对二陈开刀。
鄂省的CC系立刻慌了手脚，派人去金陵当面向老常陈述：这都是学生自己搞出来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虽然老常给了杨泰永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但杨泰永很清楚，一旦自己离开老常的庇护，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因此，他表面上对鄂省的官员非常客气，内心却怀着恐惧，成天戒备森严，就连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议，都要随身带着好几个卫兵。
可惜，千防万防也终究抵挡不住敌人想杀他的心。
杨泰永应邀赴霓虹驻汉口领事馆宴会，他在江汉关等候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被刺客击倒，身中两弹而亡。
奄奄一息的杨泰永还对卫兵说，自己早知道会有今天，为国而死，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继续为了国家出力了。
这位56岁的“当代诸葛亮”去世，老常得知后立刻震怒，责令侦查厅严查刺客下落。
案子虽然告破，但后来很多人都猜测，真实凶手应该就是二陈，毕竟双方早已水火不容，都恨不得除对方而后快。
自古以来，元戎用兵，身边必有股肱羽翼以为辅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腹心”。
关于腹心，《六韬》对其职责的定义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也即“主管参赞谋划，应付突然事变，观测天象，消除祸患，总揽军政大计，保全民众生命。”
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深谋远虑，能够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能够根据现实，做出各种各样的策划；能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能够将各种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能够根据形势制定恰当的军政战略，并负责将其施行下去……
在老常心中，杨泰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前几年的老常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可谓是“夙夜思之”、“求贤若渴”。
1924年之后短短几年，老常从一介匹夫一跃而成为老大乃至有独裁全国趋势的领袖，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随着北伐的胜利，在派系内形成了针对老常的统一战线，其势力十分强大。
老常想要顺利完成过度，开府东南，势必需要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智囊团队，尤其是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助手。
但老常仔细一观察就发现，自己在派系内的势力和影响力太过单一和弱小，实际上也只局限在军界，其它系统中自己的力量十分薄弱。
尤其是行政系统，把持政权的都是一些素有威望的老人。
他们要资历有资历，要实力有实力，许多人还都是元老，要把这帮人打倒并夺取权力实在是不容易。
反观自己的嫡系干部，大多都是些刚走上隔命道路不久的年轻人，根本没法与对手相抗衡。
因此，老常便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起了主意：上至北洋下到魔都报界，只要有才学、有名望，有一定的隔命历史且不反常的人，都在网罗之列。
北伐军刚占领洪城，老常就四处派出使者延揽人才，面对四方人才，老常折节下问，谦逊异常。
而从杨泰永和政学会等北洋旧人的角度来看，自从旧国会关闭后，一大批原北洋系统的文人、政客失去了自己的平台，这些人即便再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很多人困居愁城。
对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的策士来说，这样的日子无疑地狱。现在南北再次有事，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而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要投奔“隔命”阵营，似乎也只能是老常。
元老派视他们为仇敌；新桂系十分排外，对北洋系的人员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
总之，派系内把他们视为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扫除而后快。
一个求贤若渴，一个苦于没有平台，两者走到一起确是自然。
第二，是老常的知识结构与杨泰永的知识结构的知音式碰撞。
老常从小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到霓虹受过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后来在魔都跟随陈闹隔命，陈死后又跟随孙。
总体上看，他的知识结构以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儒学为主体，同时又夹杂一些西方的军事知识和华夏的江湖文化，再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理念。
杨泰永中过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既熟悉传统的经典又对西方的政治、外交有深入研究，曾翻译过西方的《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他对华夏的现实有着入门三分的观察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第一厅——该厅又称“三分厅”，主管军事工作，由贺担任厅长，下辖两处六课，有参谋200多人。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第一厅负责。
第二厅——该厅又称“七分厅”，主管郑治工作，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兼任厅长，凡行营民政、教育及地方政权组织、农村经济、经济封锁等事项都由第二厅负责。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
航空处负责第五次围剿的空军袭扰事宜；
经理处负责发放参加“围剿”军队的薪饷；
军医处主管发放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各地设立30多所伤兵收容医院；军法处负责执行军法。
别动队——全称为“洪城行营剿匪别动总队”，由康负责。
这是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由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主要负责在新占领区的宣传和基层政权重建工作，后来其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宽泛，成为一种“万能狗皮膏药”的存在。
除了这些，行营内部根据杨泰永的提议还设立一个侍从室的机构，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老常身边的一些“侍从”性质的工作，如衣食住行、安全警卫等，由宴道刚负责。
可以看出，这个“内朝”虽然小但该有的机构和职能一个也没落下，其中第一厅负责军事参谋工作，第二厅总揽政治工作，是最关键的两个部门；
郑治部负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别动队负责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工作，也是落实“七分政治”方略的两个重要抓手。
“内朝”建立后，老常的中枢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变。
之前，各地发过来的各种信件、报告、请示、建议等各类公文，直接送到老常的案头，老常大呼头痛；
后来这些公文都先汇集到秘书长室，分门别类后再送老常批阅处理，但文件仍然太多，老常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身为秘书长的杨泰永想出一个办法，将来自全国的大量公文分门别类，先整理出每一件公文的要点，然后在要点后面针对性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最后将这些内容（公文要点和处理意见）总摄入他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公文呈送表格”，再区分轻重缓急，送给老常批阅。
凡重大事项，老常会先与杨泰永商议，然后再召行营众人探讨，集思广益后做出决策，决策再通过第一厅或第二厅或郑治部等机构落实执行。
现在看来，杨泰永是通过洪城行营这个机构，将老常的“决策-执行”中枢进行了一番重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优化决策流程。
过去，老常的决策流程十分简陋，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直接反馈到老常本人处，常本人阅读这些信息，理解之，分析之，找一些幕僚开会研究，最终做出决策。
这样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对才力有限的老常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杨泰永看来，他时常“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不能及时处理众多的军国大事，许多事情的决策十分草率，决策之后又不管不问，实际上都与这种落后的决策流程有关。
现在，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反馈到秘书长室，秘书将信息分门别类后迅速整理出几个关键要点（结构化思维），杨泰永再根据这些要点给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这些要点和意见根据轻重缓急送给老常后，老常再决定是否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做出决策。
很显然，新的工作流程首先把老常从公文的大海洋中捞了出来，过去他每天需要自己阅读数万、数十万的文字还不一定知道别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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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的工作流程把老常的决策过程大大简化和优化，过去他需要自己根据庞杂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现在判断和决策就在眼前，而且每一个决策至少有三种方案供自己选择；
再次，新的工作流程还根据轻重缓急送蒋批阅，过去老常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各项事务，时常顾此失彼；
最后，新的工作流程要突出了决策执行之后的监督，在以前，老常的许多工作总是“干着干着就就没有了”。
杨泰永的这一套设想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是通过业务部门化将纷繁复杂的事务分门别类，通过幕僚们的专业分工协作来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是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都用某种结构将其简化、具体化，不管是公文的概括总结（如“三句话讲清你的事”），还是问题解决方案（如“迅速给出三个解决方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是模板化的工作方法，将决策过程通过一张表格来完全展现，既简洁又高效。
当然，这套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当他或秘书将事务总结概括后，是由他写三种处理方案的，也是由他“根据轻重缓急”向老常报送的，这就在无形中突出了杨泰永本人的巨大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杨泰永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大臣的“票拟权”，也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大太监灵活送奏折的权力。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随着战争的胜利，威权越来越盛，也越来越有中央的样子，而金陵原本的权力被大幅削弱。
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带有鲜明杨泰永风格的工作机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使得老常军政中枢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再加上杨泰永远超常人的洞察力，使得老常的决策质量也大大提升。
老常的派系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四一二之后更见松散，而且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省县之间沟通不畅，对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
这就造成一种极为诡谲的局面：老常虽然占据了数省的地盘，但由于组织松散，行政系统不畅，实际能动员的力量可能还不如别人控制的一个省。
所以抛开杨泰永的私心不谈，这件事对老常是极为有益的。
而这次代表老常来找朱传仁谈话，意义不可谓不重，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作跟老常当面对话。
朱传仁为此做了很多准备，钱、女人都备齐了，就看杨泰永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给什么。
他倒不是为了谋求什么官职，或者获得什么利益，纯粹就是不想得罪大内总管而已。
事实上来之前，朱传仁丈母娘跟他透露过风声，对于杨泰永的来意，心里大概有数。
“朱三少爷~”杨泰永戴着墨镜，人到中年，也开始耍帅了。
“不敢当，杨秘书长叫我传仁就好~”
“哈哈~来之前我听人说你三少爷脾气不好，还有说你嚣张跋扈的，这么看来，传言不实啊~”
“杨秘书长明智，谣言止于智者。”
“哈哈，好一个谣言止于智者，现在我有些期待咱们的对话了~”
话音落下，他将目光放在倪思纯身上，这些年养尊处优，倪思纯的身材愈发丰满，但一点不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肉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
而且三少奶奶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这么些年，她随着朱传仁的地位水涨船高，现在娘家也起势了，就连杨泰永这个大内总管，对倪思纯都得高看一眼。
这不，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三少奶奶，初次见面，常夫人托我给您带了些家乡特产，委员长也让我向您带个好。”
倪思纯落落大方的道了声谢，展现出朱家主母的大方仪态。
这种场合别说馨儿了，就连魏春芳都说不上话。
不过杨泰永是会做人的，没有摆架子，可能也跟倪思纯的身份有关，好歹是常夫人的娘家人，自己再牛逼，能大过人家老婆吗？
杨泰永心里是有屁数的，所以来到朱公馆，他可不敢端着秘书长的架子，亲切的跟朱家人挨个握手问候。
餐厅里，楼外楼的大师傅特意带着食材过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知道杨泰永是粤省人，所以今天特意做了一桌粤菜，令杨泰永非常受用。
瞧瞧，老子到了魔都大亨家中，是会受到最热情、最诚挚对待的。
“三少爷有心了，这一桌菜看着就很正宗。”
大餐桌正中，是一只烤乳猪，格外夺目。
若是真要追溯烤乳猪的历史，最早可以掰扯到西周时期，大众认为《周礼·天官》中记载的「八珍」之一“炮豚”便是烤乳猪的前身。
这道菜专供周天子享用，要将乳猪先烤再煎后隔水炖，工艺繁琐，且最终成品肉质软烂，更适合只吃肉，与现在皮脆肉滑的烤乳猪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炙豚”和如今的烤乳猪做法就十分相似了。
大吃货袁枚先生在《随园食单》中连炙烤的重点也给大家划好了：
“先烤内脏，再烤外皮，待四面颜色变深色时涂以奶酥油，屡炙屡涂。”
这么一看，现在正在吃的烤乳猪或许与清朝人吃到的“烤小猪”已经别无二致了。
但粤省人对烤乳猪的感情格外深厚，一方面是因为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时，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陪葬品中有不少烹饪器材。
其中一件烤炉的炉壁上纹有4只小猪，猪嘴朝上，还有许多炙烤用的长衩和铁钩，学者们认为这些器具是用来烤乳猪使用的，可见这道菜在粤省历史悠长。
另一方面，烤乳猪的制作工艺相对繁琐，一般要是想吃上这道菜都得提前几天预约，且价格不菲。
因此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新店开业，但凡谁家有红白事，祭出一道烤乳猪，无疑是对来访者的一种尊敬。
这也是为什么杨泰永看到烤乳猪后，情绪有点激动的原因。
要做出好的烤乳猪，食材自然是第一步。
一般来说粤式烤乳猪会选择8.5斤左右的乳猪，因为宴席中，乳猪往往作为第一道大菜登场，这种体重的猪“卖相大方”，个头更足，而且肥瘦适中。
选好食材后，工艺就是关键。
先将去毛乳猪切脊碎骨，掏除内脏、去掉杂物；随后让乳猪在冷热水中交替浮沉，这一步可以让乳猪皮迅速收缩定型，肉质更紧实。
楼外楼的大师傅会在这一步给乳猪刷上“脆皮水”——由麦芽糖、红醋、白醋、黄酒、清水勾兑而成，目的是让猪皮在之后的炙烤中变得更脆，颜色更鲜亮。
烫皮风干后就进入到了腌制的阶段，不同的大厨会有不同的腌料，有的是用五香粉和食盐，有的用的是柱候酱、腐乳酱，还有餐饮店会调配秘制的“乳猪酱”，让猪肉更入味。
腌制好的猪猪就可以上火烤了，粤式乳猪大多还保持“明炉”烧烤的方式，即通过人工不停地翻动、刷油，让猪皮上色更均匀，内外同时烤熟。
有趣的是，假如在炙烤过程中采用的是慢火，烧出来的猪皮会呈现光滑透亮的姿态，被称为“光皮烧猪”；
如若选择大火猛烤，期间不停刷油并且用针锥刺打皮面，油爆出来的气孔就会疏松表皮，形成芝麻般密布的气泡，也称为“麻皮烧猪”。
还有厨师会像制作八宝鸭一样，提前在乳猪腹内填入糯米再缝起来炙烤，表皮因为猪身被撑起会变得更薄脆，内里的糯米也因为吸饱了油脂变得更为香糯，因此也被称为“烤禾米猪”。
但无论是哪种做法，粤式乳猪烤制完成后，都习惯斩小件上桌分食，可以蘸白糖，也可以蘸甜面酱、海鲜酱、黄芥末酱等，但朱传仁认为原味才是极品。
唯一要义是趁热吃才能吃到脆皮的口感，在热力的作用下油脂欲凝未凝，香气四溢。
放凉后口感大打折扣，也会更肥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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